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力度超過03年SARS疫情
理由如下：
1、經濟結構不同。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服務業占比由03年的40%左右上升至超過50%。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的特點是規模效益不明顯，受沖擊后恢復緩慢，很難通過大力度投資提升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同時由于補償式消費力度有限（例如人們不可能因為幾個月沒有理發就一個月去剪幾次頭，也不可能因為春節沒有聚餐而一天吃6-8頓飯），加上收入下降導致消費能力下降，此次對服務業的沖擊難以在短期內撫平。
2、所處的經濟周期不同。在經歷了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中國和亞洲經濟在2000年前后開始復蘇，加上2001年末中國入世極大地拓展了國際市場，使得中國進入經濟上行周期。03年非典疫情爆發時，1季度經濟增速達到11.1%。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經濟增速進入下行階段尚未見底回穩，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無疑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3、國際環境不同。非典爆發時，全球化正處于深入發展階段，世界各國總體上對待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態度是開放的。2003年世界名義出口貿易額比2002年增長16.1%。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國、歐洲針對中國貿易保護措施不斷加碼。2019年全球貿易增速僅為2.6%，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的一年，預計2020年國際貿易增速仍將保持在3%左右的低位。國際經貿環境的惡化，對經濟復蘇極為不利。
4、房地產市場形勢不同。2003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正處于供需兩旺時期，當年1季度住宅投資完成額增長21.1%，辦公樓投資增長44.1%，商業用房投資增長21.2%。而近兩年以來，隨著各地限購限貸等調控政策的一再加碼，房地產市場進入平穩期。2019年12月，住宅投資增長13.9%，辦公樓投資增長2.8%，商業用房投資增長-6.7%。而房地產由于產業鏈長、市場規模龐大，對固定資產投資有著一般行業難以比擬的吸納力。房地產市場的蕭條，使得中國更難以通過加大投資來促進經濟回升。
5、暴發區域不同。此次疫情從武漢暴發又蔓延至湖北全省，武漢歷史上就有“九省通衢”之稱，武漢地處長江黃金水道與京廣鐵路大動脈的十字交匯點，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是中國經濟地理的“心臟”，具有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維系四方的作用。而非典時期疫情發生于廣州，北京隨后成為重災區。廣州雖然也是經濟重鎮，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及武漢；北京市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但不是經濟重心，兩地對經濟的影響力均不如武漢和湖北。
6.傳染力不同。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起點差不多都在上年的12月初，但是傳播情況大不相同。2003年3月6日北京發生第一起輸入性病例，而新冠肺炎疫情1月下旬就傳播至全國大部分省份。到目前為止，感染人數和病死人數已經達到非典時期的15倍和6.2倍。因此而實行的封市封村封路的防疫措施，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由此導致相當數量工廠停工，消費斷崖式下跌，對經濟的沖擊力也是前所未有。
綜上，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打擊力度不可小覷，即便在疫情已經出現拐點，理想狀況2月底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也不等于可以順利復工和恢復正常經濟秩序，對此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二、有關建議
1、對疫情影響進行測算。一是用情景分析的方法，估算疫情結束集中情境下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二是估計可能發生的風險，包括失業、物價、社會影響和金融風險。
2、針對不同情景制訂應對預案，做好應急準備，有效管控風險。對近期已經出臺的財稅金融支持政策應加以評估。從財稅政策看，還應加大力度，包括發行特別國債，加大地方債發行力度等；從貨幣政策看，可以考慮降息、加大貨幣投放力度；從金融監管政策看，應加大對不良率的容忍度，支持企業貸款展期，加快不良資產核銷。
3、從中長期政策取向看，應加快推進重大結構性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國在公共衛生管理、社會治理、經濟管理等方面的重大結構性問題，此次公共衛生領域的危機提示我們，唯有繼續深化改革，下決心在關鍵領域改革取得突破，才有可能有效防范下一次可能的危機。為此，需要組織力量，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方略及其推進落實情況進行分析，排出重要領域改革的先后順序，研究具體改革措施和路線圖。
4.加大對小微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在特殊時期，小微金融機構遇到的困難和壓力遠大于大中型金融機構，需要給予特殊支持政策。例如支持小貸公司等享受地方對金融機構的支持政策、支持小微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適度允許放大杠桿率、擴大小微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等等。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本文是在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INFO.10000link.com本文已標注來源和出處，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系原作者，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文章來源于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